领略世界出版潮流中国出版人审视自身

学术类图书

近几年来，国内出版界的对外版权交流日益活跃。这是出版社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三联书店在1986年独立建制之初，从国外翻译的著作占百分之五六十。《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文化生活译丛》等等，在当时，文革过过不久，这些译著的出版，都有着相当的时代意义，也推动了出版社自身的发展。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如果一个出版社过度依赖外版书，原创性的东西太少，那么这个出版社的发展就会遇到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尤为重要；如果你没有自身的资源，持续发展的能力就会很差。在这一点上，日本有教训，我国台湾的出版界也应有危机，香港商务则很早就在本土性的原创著作、画册上下了很大功夫。三联书店在出版结构上，外版图书的比例逐渐下降，原创性著作逐年增长。无论是“三联哈佛学术文库”、“乡土中国丛书”、“中华文库”，还是《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钱钟书集》、《陈寅恪集》，以及艺术类图书，三联书店在本土原创性，尤其是学术著作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引进版图书是吸收新知，是借鉴理念，也是对自身不足的补充。在一些国外的图书博览会上，如果只是匆匆地谈完版权就走，很可惜。其实，现在买版权在网上就可以解决了。在博览会上，我们主要看世界的出版趋势、出书理念的发展、书籍装帧的流行时尚等等，学习这些新的出版观念比引进一本书的版权更重要。将先进的出版理念用到我们自己的出版物上来，把自己的本土图书做得更出色，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

学术类图书是出版的一个重要的门类，是三联出版物的基础。精挑细选那些真正带有思想性和原创性的著作，是我们的责任。学术图书品牌的建立，需要一点点的积累，不能指望靠一套书、花三五年就能实现。我不大赞成学术书也用成套推出的办法，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推出十几本、几十本一套的学术类套书，既超出了普通读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也很难保证其中每本书都是真正的精品。

尽管目前我们的原创性学术类图书还有很多不成熟、有欠缺的地方，但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相信其出版前景会越来越好。

科技类图书

《大脑工作原理——脑活动、行为和认知的协同学研究》是我正在编辑的一本引进版的图书。这本书是“施普林格协同学丛书”的第67卷。在国外的科技类丛书中，编号数百卷、上千卷的并不稀奇。许多丛书第一卷面世时，学科尚未确立，出版商有时仅仅捕捉到报告会上的一篇论文，就鼓励作者将其培育、扩展成为一部专著，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因此，许多丛书可以说是相关学科的发展记录，科研单位、有创造力的科学家的成果不断被物化在书籍中。协同学丛书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协同学理论1969年创立，80年代曾与“耗散结构理论”一道风靡中国学术界。1977年这一学科第一本专著《协同学导论》出版，此后，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将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完善出版，至今已出版了80余种。《大脑工作原理》是协同学创始人赫尔曼·哈肯教授90年代的新著。相形之下，我们的差距很大。目前我国科技类图书的出版，有创见但读者少的图书，出版起来很艰难。这当中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有的科学家是有经费支持的。在此类图书出版中缺少热情，反映了我国出版界在理念、眼光上与国外出版界的差距。我们尚缺少建设性出版的自觉，文化积累的意识淡薄。国外的一些著名出版社，一套大型丛书的出版，坚持几十年、上百年，出版几百卷、上千卷。而我们国内的图书，常常是短命的，出个三五卷就草草收兵。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操作方法，是做不出系统的、有建设性的科学文化工程的。我们国内一些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科学文化丛书，几年后就淡出了。我们今天只能用回顾以往的方式，谈起这些丛书。国内的丛书中能维持“现在时”的不多，能有“将来时”的恐怕就更少了。希望中国能出现这样的出版社，不为风浪所动，为学科发展，为文化积累，扎扎实实去做建设性的工作。

教育类图书

当前国际出版业有三大趋势引人注目。其一是分散型经营向垄断型经营发展。无论是贝塔斯曼兼并蓝登书屋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公司，还是培生教育集团继出资40多亿美元并购西蒙与舒斯特国际出版公司教育部分后再度兼并著名的D·K公司，从而确立自己全世界最大教育出版集团的地位，世界出版业的风云变幻无不说明，这种强强联合，通过集约性经营、集团化发展使教育、出版资源实现综合利用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其二是国际出版业巨头纷纷涉足教育类图书出版。这得从两家公司说起，首先是培生。确切地说，培生公司的英文名称是“培生教育”（PEARSONEDUCATION），而不是培生出版，而且它实实在在干的，确实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类图书出版，目前全世界固定使用培生集团教科书的人有7500万，这使它的年销售额达到了50余亿美元，利润7亿多美元。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ITP，即汤姆森国际图书公司（INTERNATIONALTHOMSONPUBLISHING）改名为TL，即THOMSONLEARNING。为什么改为“学习”，我曾问过该公司总裁，他的回答是，21世纪是终生学习的世纪，所以我们要向教育类、学习类图书出版转移。其三是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发展。这一点已经有目共睹。一方面，传统出版业正在受到来自网络等新技术的冲击，如上网发行头两天就有50万份拷贝被下载的美国小说《骑弹飞行》，堪称真正意义的网络出版；而另一方面，传统出版业也正在运用高科技手段改造自身，比如网络销售、电子商务等在图书营销领域的应用。

面对汹涌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中国出版业和中国出版人只有通过转变观念、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人才战略、实行出版体制改革等，才能真正实现与国际出版业的对话与较量。

外研社目前正积极准备涉足网络教育，把教育与出版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教育资源和出版资源，我们一定发展得更快、更好。

少儿类图书

十年前，海外版权贸易对于我国20多家少儿出版社来说，还只是试探性的小打小闹。如今它的位置已悄然发生变化，成为出版社相当重要的一项业务，甚至是主要经济支柱。像我们浙江省少儿出版社四年前从日本小学馆购买的《最新21世纪少年儿童百科》，如今已发行十几万套，成为小学馆在中国销量最大的一本书。现在海外几乎所有重要的出版社都与我国有贸易关系，像德国的贝塔斯曼，英国的西蒙与舒斯特、D·K等都在中国设立了常驻机构，以拓展他们的在华业务。

与这些世界一流出版社的少儿图书相比，我们还有差距。在理念上，我们出书的视野局限在国内市场，以为我国消费水平低，书出得简陋点就行了。发达国家出版商则具有全球性的眼光，不是靠国内市场的发行，而是靠版权贸易获得利润。

在印刷、设计、装帧和绘画方面，海外图书的知识含量大，大量使用精美图片，准确生动，注重趣味性和参与性，特别强调小读者在看书过程中对知识的领悟。我国少儿出版曾存在一个误区，即所出书多面向孩子的父母，而非真正面向小读者，往往是父母给孩子说书，而孩子只能被动地听书。

艺术类图书

艺术类图书的出版，中国与外国在内容上有不同，这是由不同的国情、不同的艺术传统决定的。目前，国内艺术类图书的出版大致有4个特点，一是传统型，指大型画册、博物馆藏画、历代大师作品集等，这一类的图书在美术类作品中占有较大比重。二是实用美术型。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艺术类图书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服装、家居、美容、发型等类。三是满足广大美术爱好者的艺术类图书，如书法、国画、西洋画技法等；四是生活型图书。以审美的眼光向读者介绍艺术作品，此外还有一些艺术批评等理论性图书。

就编辑含量、设计思想而言，目前国内艺术类图书的现状与国外水平已很接近。差距主要表现在图片质量上以及纸张、材料等装订材质和装订工艺等方面。